迟福林:中国改革面临历史性突破
《经济参考报》:从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来看,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,将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,作为一直研究改革、呼吁改革的学者,您对当前改革所处的环境和背景持什么样的看法?
迟福林: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,经济转型、社会转型、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。转型倒逼改革,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。这是目前我国改革所处的特定背景。
第一,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。改革重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。经济矛盾和风险日益凸显,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刺激拉动增长难以为继,经济转型到了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节点。以投资消费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凸显,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加大,创新能力严重不足,尤其是产能过剩呈现全面性、长期性的突出特点。
第二,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。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。利益关系失衡日益突出,社会道德危机、信任危机问题突出,社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突出,社会转型到了能否有效化解利益冲突的临界点。利益矛盾的群体冲突协调不好,将激化其它社会矛盾,并使社会冲突有所升级,甚至成为局部性、全局性危机的导火索。
第三,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。改革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。腐败正在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,治理转型到了有效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。治理转型,就是要有效约束权力、监督权力、问责权力,提高政府公信力。
《经济参考报》:全面深化改革、实现转型发展,是为了从改革转型中获得“新红利”。但改革涉及重新调整方方面面的关系,可谓千头万绪。“改不改”今天看来已不是问题,“从哪里下手”才是大问题。您认为可以作为改革“抓手”的关键环节有哪些?
迟福林:以全面改革获取增长转型红利的关键,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,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上取得实质性突破,由此激发市场活力、形成创新动力、释放增长潜力,以形成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新格局。
《经济参考报》:您的这个表述有一个完整地逻辑体系,逻辑的起点是“突破利益固化藩篱”。为什么把它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?
迟福林:坚持富民优先,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和重要经验。35年前,正是因为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藩篱,才使得改革能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,进而形成改革的社会合力。35年后的今天,改革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,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、利益失衡、利益固化的突出矛盾和重大挑战,并且利益固化的倾向与趋势日益明显。